今年是我们伟大的共产党百年华诞。我已有55年党龄，在庆祝党的生日之际，振奋不已，就回忆起我的军旅生涯，曾在祖国南疆的一次战斗执勤经历。
那是1963年秋季，我还是入伍不到两年的年轻战士。蒋介石在台湾叫嚣着要反攻大陆，美、蒋敌特就在境外蠢蠢欲动。以马俊国为首的“大陆工作处”组织训练了一批小股武装匪特，企图窜犯我沧源边境。边防线上一度进入了紧急战备，我所在的沧源边防部队奉上级指示布下天罗地网，仅单甲二营就以安也四连、嘎多五连为主，组成了13支战斗小分队，从7月初就潜伏在中缅边境上。所有的侦察网络和民族工作队，还有当地基干民兵也都投入了战备，随时准备歼灭窜犯的蒋帮残匪。
7月中旬，战斗分队远离连队，置身国境，夜以继日伏击。部队长期埋伏，除了全副武装，每人一件雨衣，一件大棉衣。白天要隐蔽，不能暴露目标，常常浸泡在雨水里补觉；黑夜进入伏击位置，一卧八、九个小时，目不转睛地盯着国境线上的动静。更不能生火做饭，80天的风餐露宿，十分艰苦。有的战士脚泡烂了，头发胡子老长，脸呈蜡黄色。为了保证前线战友生活，我们连队不多的留守人员，组成送饭组，每天送两次饭。有时送煎饼，有时送猪肉焖饭，一天来回四趟，摸黑探路，要走20多公里山路。总想把连队现有最好吃的菜饭按时送给战友们。
部队长时间伏击还有个棘手问题，就是通信联络常被中断。那个年代，通信设备很差，只有几部老式电台，前沿部队只用有线电话，执勤分队只有一部步话机。
9月15日夜晚，风雨交加。潜伏在前线的我们连的一个小分队，中断了与指挥所的通信联系。在连队坐镇指挥的孙作义参谋长知道战斗班排都派出去了，决定让他的朱家贵、电台班长宗奇相和我这个代理文书连夜为前沿分队送去通讯步话机。电台班长宗奇相是个年方24岁的上士老兵，他个子不高，身体结实，精明能干，富有边防战斗执勤经验。朱家贵是昆明城市兵，有着漂亮的脸蛋和整洁的仪表，两道剑眉挑着军人的英气。我这个学生兵刚下连时还有些稚气童颜。因为是高中生，连队唯一的“宝贝”，平时领导很关心。我们谢排长说，一般情况下不让我出远差，生怕营团过早把我“抢走”，有意识分我到班排锻炼，不久前才从火力班抽来连部。是夜，我们三人被召集起来，接受孙参谋长的命令。他说，按团营的反窜扰作战部署，我们从7月14日起已经进行了60天的紧急战备，从9月11日到24日要进入特级战备，这是歼敌的关键时刻。边防特级战备的特点，是不准起火煮饭，只能啃干粮喝生水，昼夜不能安眠，要潜伏在森林草丛中，受蚊虫叮咬，忍饥挨饿，风吹雨淋，还要警惕地随时作好战斗准备。我们前线的伏击分队已经这样做了。在这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需要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有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和不怕牺牲的革命胆识。首长命令：你们的任务是连夜出发，为前沿一排长带领的分队送去步话机，保证通信联络畅通，决不许暴露目标！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坚决完成任务！
晚上九点整，我们三人全副武装，从安也向嘎多方向的崇山峻岭进发。夜漆黑，伸手不见五指，雨蒙蒙，山路崎岖行进艰难。虽然我们的脚上都穿着坚硬的防滑鞋，但雨水旺季，路径已被草丛和灌木林遮盖。加上雨大夜黑，根本找不到路。湿漉漉的山间小路，铺上了青苔地毯，行走起来一步一个滑。记不清我们摔了多少次跤。对于摔跤，我们都有“绝技”，把枪抱住，宁愿伤了皮肉，也不能损坏“老伙伴”。我们凭着热带丛林地夜行军的本领，爬上一个山丘，登上一座雄峰，穿过一片老林，又下到一个深谷。深谷里尽是膝盖深的烂泥，我们举步维艰。加之夜行军的过度疲乏，我们眼神弱了，前行方向模糊了。在这个烂泥沟里找不着路，焦急地徘徊了两三个小时。但我们知道，这里就是紧靠国境的险要地段，向西南走几百米就是境外。小朱和我都争着帮班长背步话机，宗班长风趣地婉言谢绝。为了缓解疲劳，迎接战斗，班长叫我们背靠背地歇息一会儿。这时，面对嶙峋山谷、疾风劲雨，我在这黑暗中真的有些害怕。三年前，我们连执勤的三个战友，就是在与敌人遭遇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老班长李文彩牺牲了，两个新战士迷路在原始森林中，两天后才找回连队……靠在我背后的宗班长动了动背，我敏感地想到也许他觉察到了我的心态，赶紧把心绪收回。一时间仿佛参谋长的话又回响在耳旁，仿佛看到前沿伏击的战友们用盼望的眼神期待着我们,和祖国人民也在注视着我们。一股戍边卫士的自豪感溢满心田，一种崇高的责任感和荣誉感使我们的意志更加坚强。
我们歇息一会儿，认准了前进方向，再从草从中探到了小路，继续翻山越岭，往指定的方位前进。我们时而低姿匍匐，时而挺身跃进，紧赶慢赶，到了小分队设伏点的对面山头，东方露出了亮光。天已经大亮了，如果再这样走动，就将暴露整个部队伏击的意图，怎么办?宗班长决定原地埋伏。他关切地要小朱我们俩卧地休息，由他监视周围的动静。我们一身汗水一身泥，此时，凌晨的低温寒气侵人，但内心的紧张使我们早把这些忘记了。好一会儿，雨过天晴，旭日东升，阳光灿烂。
中午时分，烈日当头，秋蝉聒噪，叫得烦人，我们伏卧在地上，被热气蒸得难受。蚂蚁、蚂蝗和蚊虫特别活跃，把我们叮咬得疼痛难忍。伏击的战场纪律约束着我们，前线战友们的英雄形象也鼓舞着我们。肚子饿了，可是我们每人只带了两个馒头，还得分作两次吃，一个干馒头下肚哪能充饥？饥饿在考验着我们，下午六点多钟“晚餐”，30多度的热带高温潮湿使仅有的一个馒头长满了霉菌。我们在衣服上擦去馒头上的霉灰，啃一口霉馒头，咽一口冷开水。
夕阳西下，将近黄昏，我们振作了精神，等到夜幕降临时，就快速地到达了连队战斗分队的伏击位置。带领战斗分队的谢大贤排长和战友们从“隐身”的草丛中钻出来，和我们紧紧握手拥抱，有的高兴得把我们围起来问长问短。有个平时和我要好的老兵把我抱住，还用满脸的长胡须来扎我的脸。谢排长表扬我们来得及时，为他们送来了“顺风耳”。战友们热情地把他们不多的发了霉的炒面送给我们吃。谢排长对我们关怀备至，知道我们一天一夜没有休息，亲自把雨衣铺好，强迫我们好好休息。我们只休息了一个时辰，就动身连夜返回连队。
就在我们离开伏击分队的那天晚上，终于有了敌情，李福兴带领的另一个伏击分队打响了战斗，我军全歼了来犯之敌。事后，伏击分队的同志们向我们讲了战斗的情况。
这天夜里，没有“咕呱咕呱”的蛙叫，也没有“吱吱”的虫鸣，只有淅浙沥沥的细雨落在尖茅草上的声音。异常的平静倒使气氛紧张起来。远山近路，路旁的树，都像被扣在一个大行军锅里，黑森森迷朦朦。
队长李福兴抬头看看天，估计离天亮还有一两个小时，他又一次借着偶尔划过的闪电对照了一下方位物，认定布下的“口袋”没错。此时十三颗焦急的心都同时合着一个节拍，坚决消灭窜犯的残匪！
可是，伏击战场上的情况千变万化，天快亮了，还没有动静，李队长灵机一动，留下几人监视敌人，他自己带上五人寻机歼敌。随着一条由境外通进来的路，李福兴用手摸了摸湿漉漉的草，咦！有的草倒了，再一摸，草茎上粘糊糊的，手指一捏是泥。有人走过！李队长果断认为有敌情，就向指挥所报告。孙参谋长神态严肃，他通过对讲机向前沿下达命令：“不可错失战机，一定要全歼残匪！”
这时候的李福兴，似一股火焰冲天而起。年轻的队长想得很周到：这是一场真枪实弹的搏斗，稍一疏忽敌人就会漏网，给边疆人民留下后患。不！敌人一个也别想漏掉。
李福兴很快下达了行动命令：两个战士留下堵路口，三个战士到下边堵阱口，敌人退路被截断了。李队长独自顺路摸过去，发现站着一个像半截烧焦的树桩，他义愤填膺，怒火直冒。爬过去！离近些，抓活的！爬，十米，五米……就在这时，弄出了一响声，五六个敌人的枪口已对准了李福兴，只要一秒钟，敌人的枪就响了。
先下手为强“，哒哒哒”，李福兴抢先开了枪。枪声就是命令，伏击位置的战士疾速冲了过来，一阵猛烈枪声划破了宁静的长空，一条条愤怒的火舌吐向敌群“。一组往下压，三组往左，二组跟我冲！”李队长边喊边扑上去。一个新战士一把按住了一个挎冲锋枪的敌人，用手一提，用力过猛这家伙死了“。缴枪不杀！”我边防战士喊声如雷，敌人摸不清到底冲上来多少人，一个个抱头滚进了深阱。李队长带领战士，循着草响声扑下去，敌人的逃路早已堵住，敌人企图返回夺路而逃“。嗖嗖”的子弹擦着头皮飞过，我伏击战士稍弯腰，又几个点射，敌人哑巴了。李队长刚蹬上土坎，听到身边“唰”的响了一下，急忙调转枪口指着“缴枪不杀！”这股残匪的上尉中队长战战兢兢地从草里爬出来。当地民兵听见枪声赶来，参加了搜剿，战斗很快结束了。我伏击分队活捉了残匪正副中队长和其余九人，击毙二人，全歼了这股远程奔袭入窜的美蒋匪特。我方无一人伤亡。
祖国边防线——阿佤山上又一个胜利黎明降临，浓雾消散了，万道金光染红了一座座峰峦，染红了执勤兵的刺刀，映红了执勤兵的脸。我们送过步话机的三个兵，迎着凯旋归来的战友们，也欣慰地笑了。（作者系州人大常委会机关退休干部）